所得不均的程度不斷增加，幾乎是過去二十年來大多數國家的共同經驗。在台灣，所得不均的惡化趨勢伴隨著平均工資的下降一起進行，因此格外令人關切。過去的經濟學研究顯示，所得不均可能使得「社會流動性下降」，也就是低教育或者低所得者的下一代，想要提高自己相對於整體社會的教育程度與所得，將會更加困難。
但這還不是關於社會流動的全部的壞消息。近年來，經濟學界關於社會流動的研究有兩個新的發現。第一、傳統的研究方法可能高估了各個國家的社會流動性，真正的流動性遠比大家已知的程度來得小；第二、美國現今的流動性比許多歐洲的富裕國家來得低，美國夢已不復存在。
富過三代
傳統對於社會流動的研究，多半只能估計兩個世代之間的流動程度，這是因為三代以上的資料非常罕見。為了突破這個困難，加拿大渥太華大學的經濟學教授Miles Corak用姓氏來追蹤多代的社會流動。在西方國家，一些罕見的姓氏往往都是社會的菁英，因此追蹤這些菁英社會地位與職業的隔代變動，提供了一個機會可以對長期的社會流動進行估計。
Corak教授假設在不同的世代裡擁有同樣罕見姓氏的人屬於同一個家庭，就可以追蹤到多個世代。Corak教授的估計結果顯示，大約70%至80%的家庭的社會地位可以傳輸（transfer）給下一代，這比傳統所估計的20～50%要大得多。
根據傳統的估計值，祖父輩對於孫輩的所得所產生的影響，不會超過25%，並且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會遠低於這個數字。這個結果，恰好印證了傳統上「富不過三代」的這句話，其實是對社會流動程度的一個接近的描述。但是，如果Corak教授的估計是對的，跨三代的所得影響將高達50～65%，世代間的影響就有很高的持續性。
那為何Corak估計的結果會比較大呢？Corak的解釋是：影響孩子所得的因素不只是父母的所得或者教育程度而已，更重要的是父母的整體能力。傳統的研究因為缺乏可以準確衡量整體能力的指標，所以在估計時可能會造成向下的偏誤。不過，Corak的估計使用的樣本很小，而且觀察的對象都是社會菁英，所以可能有代表性不足的問題。
美國夢不復存在
近年來幾個大型的跨國研究發現，美國的社會流動性幾乎在高所得國家中敬陪末座。除此之外，知名的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在他的新書《不公平的代價》（The Price of Inequality）中也提到這一點。
然而，美國過去素以「美國夢」著稱，鼓舞著有天分但沒有背景的年輕人追逐夢想，透過努力來獲致成功。那美國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是甚麼原因導致了美國的所得流動下降？史迪格里茲在書中提出的一個原因是所得分配惡化，而在這個過程中高所得者愈來愈懂得利用影響力來遊說政府，將政策修改成對自己有利的結果。
當然，不公平的遊戲規則可能只是諸多因素之一，但這個因素卻非常值得台灣重視。這主要是因為包括台灣在內的中低所得國家當中，民主的發展未臻成熟，所以政治權力可以運用來追逐經濟利益的空間還很大。台灣過去二十年來所得的不均度不斷增加，而美國的經驗告訴我們，這樣的趨勢會強化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的結合關係，成為社會流動的障礙。
亞洲國家的特性
研究台灣的所得流動另一個需要關注的特殊面向是家族的影響力。台灣人跟許多亞洲民族一樣，比較重視家族的關係。因此，研究所得的世代流動應該不能只看父母與子女等直系血親之間的影響，還必須考慮到旁系血親間的關係。
可惜的是，由於資料的限制，包括台灣在內的中低所得國家，目前普遍對於直系世代間社會流動的實證研究還很少，遑論旁系血親。不過，我們可以從關於唐代科舉制度的研究找到一些參考。一些歷史學家發現，若將家族整體的社會地位考慮進來，而不是只考慮父母的影響，唐代科舉對於社會流動的提高效果將比我們過往所認識的程度來得低。因此，「家族的影響力」將是研究台灣社會流動時必要的考量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