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眾朋友晚安，歡迎收看今天有話好說節目，我是主持人陳信聰！」
隨著一如以往的開場白之後，公視談話性節目《有話好說》的鏡頭帶出製作人兼主持人陳信聰，正坐在位於馬祖南竿鄉的五靈公廟前，旁邊是連江縣縣長楊綏生，談論的題目正是今年6、7月最受人注目的台灣公共議題──馬祖博奕公投。
談話性節目出外景？除了少數民營電視台外，作為台灣官方設立的「公共電視」也有此手筆，似乎有點難以想像。不過，這並非《有話好說》第一次的外景主持。2010年，《有話好說》也曾前往雲林縣麥寮鄉，邀請學者專家以及當地民眾，針對台塑六輕石化工業問題現場開講。沒有政治口水、沒有固定名嘴班底，《有話好說》製作團隊所要呈現的，是在理性且平等的情況下，讓對立雙方可以展開溝通，進而達成理解，最後提出具建設性的解決方案。
在對立中展開對話在喧囂中相互理解
近年來談話性節目在台灣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範圍之廣，涵蓋政治、時事或綜藝節目。因為節目以來賓談話方式呈現，製作容易、成本低，收視率卻立即見效，可謂「高效率」的節目類型，現今的電視台無不爭相選擇製作。
然而不管是嬉笑怒罵、插科打諢的綜藝節目，還是政治意識明顯彼此對立、口水戰打不完的政論節目，談話性節目在台灣媒體產業中，基本上已呈現飽和狀態。為何一向在大家眼中屬於「清流」、「公益」性的公共電視，要在2008年推出《有話好說》這樣一個專門討論時事議題的談話性節目？
《有話好說》製作人陳信聰在開播前寫下一段文句：「我們認為理想的談話性節目（尤其是公共議題）應該提供觀眾三項服務：客觀有用資訊、多元進步觀點以及不同立場的相互對話。」這樣的理念也奠定了他在製作節目時，長期堅持的原則──在對立中展開對話，在喧囂中相互理解。
《有話好說》所追求的不僅是專題式的社會議題討論，它更要求的是如何讓對事情有不同看法的人，願意來到節目坐下來傾聽對方、理性的溝通對話，「討論你所不認同的事」。
為了追求這樣一個想法，就連攝影棚的座位配置也是一門大學問。走進公視第二攝影棚，有別於其他政論節目，《有話好說》選擇採用圓桌方式，主持人、來賓不分立場和角色，圍著圓桌彼此對話。
陳信聰表示，因為攝影機配置問題，直到去年才正式擺上圓桌，「這樣才可以拉近主持人和來賓之間的距離。因為面對面，更容易促成來賓互相對話，而不是對著攝影機各說各話，那個eye contact非常重要！」說到這裡，陳信聰笑道：「不過相對的，也很容易因為面對面意見不合而吵起來。」
「不管怎麼樣，對立的來賓可以在這個場合獲得平等對話的機會，至少他們必須在對方說話的時候仔細傾聽並回答，觀眾在節目上看到的才是有意義的溝通過程。」陳信聰娓娓道出他的初衷。
透過支持對話、提供正反意見以及正確資訊給觀眾，節目才有辦法成為社會進步的動力，才能展現身為媒體的社會責任。而《有話好說》正是努力堅持這樣的理念至今。
拒絕節目效果理性討論公共議題
有別於一般電視台攝影棚內，觀眾看到的是各家名嘴激動討論政治社會議題的畫面，在《有話好說》裡，觀眾更常看到的是兩派意見代表交互往來的理性對話，沒有一面倒謾罵。就連那些平時在其他台氣勢逼人的名嘴，來到《有話好說》都顯得心平氣和，即使辯論起來也有條有理。這樣的景象，對於目前的台灣大部分政論性節目來說，幾乎是「不可能任務」，而這也是《有話好說》自2008年開播以來受到民眾喜愛支持的原因。
陳信聰透露，曾有一次在節目開始前，他提醒某位在其他台表現「激動」的立委，待會在節目上請盡量克制，保持理性。結果那個立委很驚訝地說：「你們不要效果？」說到這裡，陳信聰淺淺一笑，「其他電視台希望這些名嘴們盡量表現誇張一點，製造所謂的『效果』，結果我們竟然反過來。」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某集節目中，曾發生過兩位意見不同的來賓談到後來越吵越凶，最後幾乎要打起來。這樣的火爆場面，對一般談話性節目來說，簡直是不可多得的好橋段！「但奇妙的是，當天那個時段的收視率跌得好慘、好慘……」陳信聰認為，《有話好說》的觀眾基本上已經不同於一般政論性節目，他們已經厭倦口水戰、厭倦情緒性的評論，所以每當節目出現較為失控的場面，觀眾馬上轉台離開。
「我們已經分眾了，會來看《有話好說》的觀眾，就不會去看《2100》，就不會去看《大話新聞》。」
因此，當全台主流媒體近期都為了行政院祕書長林益世的收賄案騷動不已，鎮日追逐相關人物時，《有話好說》僅選擇在當週以一集節目討論，另兩集著力在屬於重大公共議題的馬祖博奕公投，且為此在一個多月前便開始討論、規劃。
陳信聰表示，這個世界上還有太多的事情在發生，不可能整天談林益世收賄案。為破除政論性節目一定得帶有政治意識既有觀念，《有話好說》多年來也一直堅持著節目內容必須著重討論公共社會議題，而非膚淺的政治批判。
由於這樣的堅持，《有話好說》屢屢挑戰政府政策、兩岸敏感議題的底線，甚至是觀眾價值觀的底線。
不畏各方施壓堅持公開透明製作
陳信聰坦言，從節目開播以來，製作團隊就一直承受著很大的壓力。「不僅僅是觀眾、長官或政治人物對我們的不滿，也有我們自己揣測外界反應所造成的心理層面壓力。」陳信聰認為，這是因為目前台灣的社會政治氣氛和國人的心態，都不容許太敏感的議題出現，「所以《有話好說》多年來其實一直在踩大家的紅線。」
因為討論的話題敏感，《有話好說》常常成為內部或外部的標靶。2008年時，公視預算遭砍半凍結，據傳也與某位立委不滿《有話好說》有關。不過，這樣的壓力，在陳信聰眼中並不算甚麼，他早已抱著「節目隨時會被停掉」的心理準備。
「我就是做身為公共電視談話性節目應該做的事情，節目停止與開始，並非我決定。製作人不當，大不了回去當記者！我是nothing to lose，沒必要巴結那些高官和政治人物。」正是這樣的氣魄，加上公視所獨有的政治中立環境，讓陳信聰四年來一直堅持著討論「真正重要」的社會性議題。
為了排除一切可能影響節目的干擾，強調製作過程完全公開透明，《有話好說》不僅會在節目開始之前預告題目、來賓以及手版圖卡等資料，也會在節目結束後將完整影片上傳到官網，還對外開放民眾全程參觀節目的製作流程和現場實況錄影。
此外，陳信聰有感於目前中學公民社會科老師的教學內容龐雜，資料彙整不易，節目也長期服務全國公民社會科教師，每天開播後將製作團隊使用的所有原始資料，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給各校老師，替他們省下許多整理課程資料的時間，這樣具社會責任的貼心，想必也只有公視的《有話好說》才做得到。
《有話好說》開播四年來收到的肯定不斷，但陳信聰認為節目還是有很多不足。他表示，雖然節目已達到提供理性溝通的對話平台的目的，但是身為公共性質的談話性節目，由於議題規劃時間緊湊，美中不足的是尚未再進一步提供正確且具有建設性的資料。他期許未來應讓觀眾聽取正反兩方意見之餘，還可獲得公正詳細的資料以為參考依據。
《有話好說》因為製作成本和時間的關係，深度較顯不足，陳信聰語出誠懇地表示：「其實這個節目已經做到一個瓶頸，所以我認為就算現在馬上停掉也沒甚麼不好。」他認為，《有話好說》的退場，可讓社會大眾再去思考到底公共電視所提供的談話性節目應該是甚麼樣子，去重新做一個評估。
陳信聰認為，《有話好說》完成的只是一個階段性任務，未來公視應該推出更具有影響力、說服力，以及更具思考深度和廣度的時事談論節目。而這樣的未來，奠基於台灣的政治和社會環境能否破除過多的意識形態，成長為超越黨派、階級的理性思考社會。
看來，《有話好說》正是在台灣公民意識逐漸成長中，盡全力擔任看守者的重要標竿。
